当厚重的两卷本的《中国社会史论》静静地放在眼前时，我的心情算是真正的感到欣慰而轻松了起来。几年前当一大堆文稿同样放在案前时，我的心却是沉甸甸的。此时此刻真想发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慨。应该说，《史论》得以出版，是编者们精心策划、构思的结果，是作者们发扬团队精神、集体攻关的结果，是学者们严谨治学、默默奉献的结果，也是作者、编者、出版者相互信赖、密切协作的结果。
《史论》能够问世，首先应该感谢这部书的主编。是周积明、宋德金两位先生为全书精心设计了结构，安排了体例，整合了内容；是他们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四处奔波约稿；也是他们，面对作者们交来的“毛坯”认真打磨、精心雕凿。需要说明的是，编者最初的设计是写一部宏观的、全景的、纵向的中国社会全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积累与准备工作。然而就在启动之初，由龚书铎先生主编的8卷本的《中国社会通史》出版了。这部宏著的问世，给后继者既提供了方便，也留下了难题。作者考虑再做同样一本书，既无必要，也很困难。于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社会史”也就变成了现在的“社会史论”。
回过头来看历史别有一番感受：当时的抉择是正确的。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可以说，《史论》就是循着这么一条理路来展开的。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好处在于，它既不拘泥于前后必须严格一致的传统套路（很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必须被抽象掉），又能保持一定的篇章结构的完整严密。虽说它是一部严肃而规范的学术专著，但读者完全可以“轻松阅读”，甚至可以“倒着读”。这是一种吃法国大菜的感觉：我们不仅看到了它的全景，而且还感受到了每一道菜的奥妙。
《史论》体例复杂、作者众多，要在方方面面毫无差错与遗漏实在不易。好在副主编郭莹女士承担了一系列具体而琐碎的事务。几年来，她成了编者、出版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与中介。记得有位作者看完一校样后来信说，“我的清样一个字也不用改了”，可是编辑发现了疑点，而郭教授偏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她不惜辛劳，跑遍了武汉的几家大图书馆。适值夏天，香汗淋漓，她钻进图书馆的底层，爬上高高的木梯，拂去文献上厚厚的积尘，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作者得知此事后，竟佩服得五体投地，郭教授也因此赢得了“一字之师”的赞誉。两年多来，郭教授不知解决了多少个像这样的“疑难杂症”。
同样，还得感谢我们的作者。人们常说编辑作嫁，自在体会编辑的甘苦。然而我觉得最可贵可敬的还是作者。当我今天捧着墨香满溢的《史论》，读着那些充满睿智、脍炙人口的文章时，我仿佛又看到在挥汗如雨的夏季，他们正冒着酷暑奋笔疾书；在冰冻三尺的冬天，他们却忍着严寒潜心写作。不少作者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像冯尔康、乔志强、刘志琴、葛剑雄、秦晖、唐力行、高世瑜等人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专家，是真正的“行家里手”，种自家的田，自然得心应手。正因为如此，编者在设计《史论》时才敢大胆地借鉴《剑桥中国史》的方法。面对这些辛勤笔耕而至今未能谋面的先生们，这里除了遗憾，我还要表示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说到《史论》，我不得不提到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学术群体。这个群体站在学术前沿，广泛涉猎于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不到十年工夫，已经硕果累累，不少人早已著述等身。客观地说，《史论》的策划成功得益于湖北教育出版社与文化所长期建立起来的亲密协作的关系。正由于有上述渊源与积累，才会有今天的这部厚积薄发的佳作问世。
日前，在为《史论》出版而举行的座谈会上，京城的专家学者们给这部书以极高的评价。我既感到宽慰，同时也暗自捏了一把汗。英国著名编辑家约翰逊说过：“正如钟表一样，最坏的钟表比没有钟表来得好，而最好的钟表却不能指望它完全准时。”不管《史论》是“填补”之作，还是“里程碑”之作，它仍然会有“不准时”的地方。同样，60个专题，由50多位作者参与，写出近130万字的宏著，出点小差错在所难免。但是作为书稿的把关人，编辑的责任不可推卸。我非常敬佩鲁迅先生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我想，对于这些“不准时”的地方，不仅要“文责自负”，而且还要“‘编’者自负”。
由牢骚变为感慨，从欣慰中感到忐忑，由凝重又发展为冲动，这种心理感受上的变化，是同事物发展的实际相对应的，它大体反映了《史论》运作与成书的过程。借用社会史学中“长时段”理论，再使用一个辩证法的的话语来表达，那就是：一个抽象的终结，已经开始演变成为一个具体的开端。这个开端便是我们的社会史学界将以此为契机，去开拓更加广阔的视野、去挖掘更加深层的宝藏。而作为出版者，我们的天空将会更加辽阔。
